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說過，香港特首不易為，要服侍兩個老闆，一個是香港人，一個是北京。事實證明，這位資深政治家說對了，不光特首，整個香港都在內地和本土利益之間進退失據，要追上我們的老對手，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！

撰文：莊梓

《金融時報》新加坡特派員Mercedes Ruehl曾就此事撰文，指Taylor Swift演唱會選地棄港赴星，顯示了兩個城市命運的分歧，文章稱疫情封鎖時間太長、又有嚴苛的《國安法》，加上日益惡化的中美關係，都削弱了香港的吸引力。西方評論或許帶着偏見，但無可否認的是，自《港區國安法》實施之後，本地政治氣候由過去相對寬鬆，發展到今天自由空間收窄，當權派似乎有「秘密議程」，刻意要排擠某些人出權力架構之外，結果是原屬建制派的人物也感到事態不妙，借各種途徑表達不同意見。

例如區議會選舉，提名期在10月30日截止，民主派「全軍覆沒」，沒有任何人取得提名，包括民主黨6人、民協2人（最後都「零提名」），全部都拿不到足夠提名。其他如連任了10屆、也經過了政府効忠宣誓的泛民議員陳琬琛，也因為提名不足而無法尋求連任。

泛民出局也許不令人意外，奇怪的是，由現任立法會議員、前全國人大代表田北辰創立的實政圓桌派出5人，也僅得1人能順利入閘。又如立法會議員狄志遠的新思維屬於中間派，立場溫和、理性，但它們推出3人，全部都因為拿不到足夠提名而無法參選；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創立的民主思路則推薦4人，僅得1人順利入閘。

到底誰能過關、誰不能，沒有人知道真正原因！表面理由是「三會」提名不足，但「三會」的成員是根據什麼原因不提名某人，也沒有人知道！事實上參選人連面見三會成員的機會都沒有，令提名過程成為一個政治黑洞，什麼標準、如何取捨、不提名的原因等一概不得而知，透明度極低，這樣的選舉，又如何稱得上是公平、公開、公正？

今年6月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的譚耀宗在一個訪問中說，「湯家驊創立的民主思路、狄志遠創立的新思維此前都被視為中間派，他們當然也都是愛國者。至於民主黨，沒有被DQ、無判刑的都可被視為愛國」；事實證明，連譚耀宗都看錯了，這些溫和派都無法在香港政壇立足（rfi，2023年6月25日）。

另一宗令人惴惴不安的事件，是上月3日在香港舉行、為同性戀者搞的「同樂運動會」，建制派一直公開反對，認為香港容許舉辦這種活動，是鼓吹同性婚姻合法；一個自稱「一群普通香港市民」的團體則除了批評，還質疑主辦組織的資金來源，認為「有理由相信可能危害國安」；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也指控運動會與《港區國安法》有牴觸。

多元化社會對涉及價值觀的議題出現分歧，是十分正常也司空見慣，但同志組織搞一場運動會卻竟然連上國家安全，是否令《國安法》被濫用、變成政治人物攻擊對手時上綱上線、置對手於死地的最佳武器！

政治尺度收緊，到底有多大程度會影響到香港的經濟表現？表面上看，香港行的仍然是資本主義市場體制、資金可以自由進出、香港人可享有出入境自由，建制派經常強調，《港區國安法》只是令香港「重回正軌」，香港的經濟制度、國際地位，還有法治制度都沒有變，香港始終可以回復到昔日的繁榮，也可繼續維持香港有別於內地其他城市的特色！

事實又是否如此？拿香港和新加坡比較，不是為了排名、或因為口舌之爭「為拗而拗」，而是在比較過程中，可以看得出兩個背景本來極為相近的城市，為何一個表現好，另一個卻表現差，背後是什麼原因？

——節錄自12月號《2024撈底》